台灣酒史不是酒｜洋菸酒如何「代表世界」進場
S0｜一則貼文，讓世界的位置自己顯現
今天在臉書上，看到一位住在法國的女性朋友貼文。畫面很簡單，只是一瓶紅酒放在超市的架上，沒有刻意構圖，也沒有多餘說明。她只寫了一行字：
「La Tâche。2020 年，4995 歐，還不能試喝。」
那句話沒有情緒，也沒有評價。酒名、年份、價格，以及「不能試喝」這件事，被並排放在同一行裡，像是在陳述一個早已被理解、也不需要再補充的狀態。
我停了一下。
不是因為那是一瓶酒，而是因為我突然意識到：有些東西，已經不只是用來喝的。
它們被放在那裡，是因為世界早已替它們完成了位置的安排。
那個瞬間，我腦中浮現的，並不是味道，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——
台灣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慢慢學會辨識這種「代表世界的物件」的？
S1｜問題不在喝不喝，而在什麼時候開始需要被解釋
那一刻之所以會停下來，並不是因為那是一瓶酒，而是因為我突然意識到：有些東西，已經不再需要被解釋。
當一瓶來自勃艮第、來自那個產區核心位置的酒——像她貼文中提到的 La Tâche——可以被清楚標示年份與價格，甚至直接註明「不能試喝」，卻依然理所當然地被放在架上時，代表的並不是市場成熟，而是一整套理解系統早已完成。喝與不喝，反而變成次要的事。
也正是在這個瞬間，我開始清楚地分辨出兩件經常被混在一起談的事情。
一邊是「酒」——作為生活裡自然存在的東西，它可以被釀造、被分享、被喝掉，存在的理由來自關係本身；
另一邊，則是那些「代表世界的洋菸酒」——它們出現的時候，往往已經不只是為了被喝，而是用來標示位置、交換默契，甚至確認自己是否站在同一個世界裡。
這個區分，對我來說並不是概念上的，而是時間上的。
於是問題自然浮現的，就不再是「台灣什麼時候開始喝這些酒」，而是——
台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慢慢學會辨識哪些東西，已經不只是酒，而是代表世界的物件？
一旦把問題這樣放好，視角就會自動拉回島嶼本身。不是拉回市場，也不是拉回價格，而是拉回生活裡那些逐步出現的變化：什麼時候開始有人在意產地、在意年份、在意保存與運送是否全程控溫；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酒桌上的選擇，不再只是「喝什麼」，而變成「拿出什麼來」。
這些變化，從來不是同時發生的。
它們是一段一段，被世界慢慢放進來的。
而要理解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，就必須先回到一個世界還沒有進場的時代——回到酒還只是酒的時候。
S2｜當酒還只是酒：它從生活裡長出來，而不是被拿來對齊世界
如果把時間往前推，在那些「代表世界的洋菸酒」尚未進場之前，台灣其實早就有酒了，而且酒在那個時候，並不需要被特別說明。
它存在的理由很單純——因為生活需要。
隨著唐山過台灣的移民，紅露酒（紅麴）、黃酒、紹興這一整個黃酒系統，很早就跟著人群一起在島嶼上落地生根。彰化濁水溪流域、南投埔里一帶，本來就具備適合釀造的條件，酒與農作、氣候、節令緊密連在一起。它被釀出來、被喝掉，也被用來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卻很少被拿來談論「價值」或「位置」。
在這樣的脈絡裡，酒不需要產地標籤，也不需要年份背書，更不必承擔任何「外面世界怎麼看我們」的任務。它只服務當下的關係——祭祀時喝，聚會時喝，做事的人辛苦一天之後，也喝一點。
即便到了日本時代，情況開始出現變化，酒被納入制度之中，但那仍然是另一種層次的轉換。隨著菸酒專賣制度的建立，酒第一次被系統性地管理、標準化與分類。酒標、工廠與品項開始出現，酒不再只是地方自釀，而成為可以被國家掌控的商品。
今天如果走進 台中舊酒廠，仍然能看到不少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酒標與展示。那些標示與編碼，與其說是在介紹酒，不如說是在訓練人們如何「認得」酒。
但即便如此，在這個階段，酒依然沒有被要求去代表世界。它被管理，卻還沒有被賦予「用來對齊外面」的功能。酒仍然停留在生活裡，只是換了一種被看待、被分類的方式。
真正的轉折，還沒有發生。
S3｜不是演化，而是移植：高度烈酒進場的失配現場
真正的斷裂，並不是發生在市場，而是發生在酒桌上。
在 1949 年之前，台灣社會裡熟悉的，仍然是低酒度的飲酒文化。不論是米酒、清酒，還是黃酒系統，喝酒的方式、使用的器皿與整個節奏，都是為那樣的酒精濃度所形塑的。酒是陪伴，是往來，是人情的一部分，卻很少被要求承擔「強度」或「份量」的象徵。
高粱與大麴，坦白說，並不是在那之前就自然存在於台灣生活裡的酒。這一點，我之所以確定，並不是來自資料或書本，而是來自我父親曾經親口轉述給我的一段經驗。
他說過，自己曾在南區戒嚴司令部任職時，宴請過台南當地的角頭。那樣的場合，本身就是一種秩序的展演。為了表示誠意，他特地拿出了高粱酒——在當時，那是一種被認為「夠重」、也「夠有分量」的選擇。
問題出在喝法。
同桌的一位阿逆擠，依照過去喝米酒、清酒、黃酒的習慣，把酒倒進接近小碗大小的杯子裡，然後一口乾掉。那一口下去，臉色立刻大變。不是因為不給面子，也不是因為酒量不行，而是他的身體、經驗與記憶，從來沒有為這樣的酒精濃度做過準備。
這個畫面，一直留在我心裡。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一件事：高度烈酒在台灣，並不是從生活內部慢慢長出來的，而是隨著戰後體制，被整個移植進來的。
酒來了，但喝酒的身體、器皿、節奏與文化，還停留在原來的位置。那種不相容，不需要任何理論解釋，只要在現場，就看得一清二楚。
也正是從這個時刻開始，台灣第一次遇見了一種不只是「喝的酒」，而是帶著權力、制度與外來秩序重量的酒。
那條「酒」與「代表世界的洋菸酒」之間的分界線，也在這裡，第一次被拉開。
S4｜合法的替代品：當制度必須先把世界「做出來」
在高度烈酒被整個移植進來之後，台灣其實並沒有立刻走向全面開放。相反地，接下來出現的，是一段很長、也很關鍵的過渡期。
在還沒有全面解嚴、也還沒有正式開放洋菸酒進口之前，大家其實心裡都很清楚一件事：真正代表世界的本尊，是進口的洋菸酒。
問題只在於——它們大多只能透過走私進來。
對一般民眾來說，這並不是太大的障礙。能買到、喝得到，事情就算完成了。生活裡的世界，早已沿著各種灰色通道往前走。
但對公部門的人員來說，情況完全不同。
不是因為他們比較特殊，而是因為他們不能違法，也不可能去購買走私品。於是，在一個人人都知道「本尊在哪裡」、卻又不能碰的年代，他們只剩下一條路——轉向唯一可以合法購買的替代品。
這正是 台灣菸酒公賣局 在那個年代開始生產台灣自己的白蘭地、威士忌、蘭姆酒與啤酒的背景。這些酒，從來就不是要取代世界，而是要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，模仿世界。它們的存在，本身就承認了一件事：外面有真正的本尊，但現在只能先這樣。
也正因如此，這些國產洋酒最常出現的地方，並不是一般市場，而是制度內部的日常場合。
因為我父親後來在 台灣省政府 服務，我在那個物質條件仍然相對匱乏的年代，常常有機會跟著他出現在一些公務相關的餐敘現場。對孩子來說，只要能跟著大人外出吃飯，本身就是一件難得的事。而也正是在那些場合裡，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，酒是如何被放進一整套自覺而嚴格的秩序之中。
那是一個公務員普遍穿著青年裝的年代。所有與公務體系相關的餐敘，都被明確限制為「五菜一湯」，也就是所謂的梅花餐。酒當然有，但喝法極其克制。即便是敬酒，也一律使用小小的玻璃酒杯。
我清楚記得，在那樣的場合裡，最常見的仍然是紹興酒。包括一些今天回頭看，已經屬於歷史人物的官員——林洋港、謝東閔、宋楚瑜——來敬酒時，用的也都是那樣的小杯子。
而那個年代，還流行一句現在幾乎沒人再提的喝酒說法，叫做「表面張力」。意思是，把酒倒進小玻璃杯裡，要倒到液面微微高出杯口，形成一個拱起來的弧度，才算是有誠意。不是比誰喝得多，而是比誰能在規矩之內，把分寸做到極致。
回頭看，那其實是一個非常清楚的制度畫面。
真正的世界，已經在生活裡被看見；
而制度內的世界，則必須先被「做成替代品」，才能被端上桌。
S5｜香港：世界先在那裡被看見，然後才進到台灣
如果說公賣局的國產洋酒，是制度為了合法性而製作的替代品，那麼讓台灣社會第一次真正看清楚本尊長什麼樣子的地方，其實不在台灣，而在香港。
在還沒有全面解嚴、也還沒有正式開放洋菸酒進口之前，走私洋菸酒早已與香港同步流行。對當時的台灣而言，世界並不是直接走進來的，而是先在香港被看過一次，才被帶進生活裡。
那個年代，只要翻翻早期的香港雜誌，很容易看到一種現在看來極具時代感的排列方式——威士忌、干邑、香菸品牌，被放在同一頁上，像一份不需要說明的購物目錄。
Johnnie Walker 的紅牌、黑牌，Martell、Hennessy，再加上 Marlboro，並列出現，沒有多餘註解，卻清楚地告訴讀者：這些，就是世界正在消費的東西。
上面刊了什麼，過一陣子，台灣的社交場合裡就會出現什麼。不是因為台灣突然懂了酒，而是因為有人已經替整個華人世界完成了第一輪辨識與排序。香港，在這裡扮演的角色，不只是轉運站，而是一個替世界做過一次示範的地方。
也因此，代表世界的洋菸酒進入台灣時，最先被學會的，往往不是風味，而是品牌與等級。紅牌與黑牌的差異，很快就被記住；哪一瓶「比較像在外面看到的」，哪一瓶「比較有面子」，也迅速在酒桌上形成默契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那甚至是第一次具體地理解什麼叫做「國際品牌」。
在這樣的情境下，走私洋菸酒不只是非法商品，而是一條生活層面的捷徑。它讓一般民眾可以在制度尚未鬆動之前，提前接觸到世界真正的樣子；也讓「本尊」與「替代品」之間的差異，變得越來越清楚。
這條經由香港進來的路，悄悄改變了台灣對酒的理解方式。
酒不再只是喝的東西，而開始被用來辨識世界、對齊位置、交換默契。
等到後來真正全面開放到來時，許多人其實早就已經知道，該認哪一瓶、該怎麼分等級。
世界，早就先來過一次了。
S6｜當本尊可以公開出現：酒成為位置的顯示器
等到全面解嚴，洋菸酒也正式開放進口時，事情表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「開放市場」的故事，但實際上，對很多台灣人來說，那更像是一個終於可以把話說清楚的時刻。
因為在那之前，世界早就已經被看過、被模仿過、被私下消費過了。
真正的變化，不是喝不喝，而是不必再繞路。
代表世界的洋菸酒，終於可以用它們原本的身分，堂堂正正地出現在餐廳、酒吧與公開社交場合裡。這裡所說的，不只是酒，而是那一整套過去只能靠走私、替代與暗示來完成的「世界語言」——品牌、產地、等級、年份、保存方式，全部一起浮上檯面。
也正是在這個階段，許多過去只能「意會」的事情，開始被正式說出口。
紅酒不再只是紅酒，而是開始區分產區、年份與酒莊；
日本清酒，也不再只是清酒，而是開始被要求全程控溫、被區分等級與釀造方式；
這些選擇，不再需要透過誰帶來、誰認得，而是直接寫在酒單上。
對我來說，這並不是一個消費升級的故事，而是一個語言完成的過程。
因為一旦本尊可以公開出現，替代品的角色就自然退場了。不是因為它們突然變差，而是因為它們完成了歷史任務。它們曾經替制度撐住一段時間，也替某一群人，保留了合法的位置。
而當世界真的走進來之後，酒桌上的重點，也隨之改變。
喝什麼，不再只是味道選擇，而是一種位置陳述。
拿出哪一瓶，也不再只是分享，而是在說明：你現在站在哪裡、你看見的是哪一個世界。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，在更後來的年代，我們會看到薄酒萊、紅酒、全程控溫的日本清酒，依序登場，成為不同時期的主角。它們並不是突然變好喝了，而是被放進了正確的語境裡。
S7｜真正重要的，從來不是酒本身
回頭看這條時間線，其實會發現一件很清楚的事情。
台灣從來不是「不懂酒」。
台灣真正花時間學會的，是如何辨認世界是怎麼進場的。
在酒還只是酒的時候，它長在生活裡，與土地、節令、人情緊密相連；
當高度烈酒被移植進來時，出現的是身體與文化的失配，而不是品味的進化；
在制度尚未鬆動的年代，公賣局的替代品撐住了一個合法的位置，讓世界先被模仿、被理解；
透過香港，品牌與等級先被學會，世界先被看過一次；
等到全面解嚴、正式開放之後，代表世界的洋菸酒，才終於可以用本尊的身分，公開出現在生活裡。
如果只看結果，很容易誤以為這是一條「消費升級」的路。
但如果把每一個現場、每一次喝酒的方式、每一個被限制或被允許的細節攤開來看，就會知道——
這其實是一條文化學習的路線。
酒，在這裡從來不是主角。
它更像是一種媒介，一個讓人理解制度、世界、位置與邊界如何移動的載體。
也因此，當今天看到一瓶清楚標示年份、價格，甚至註明「不能試喝」的酒時，它之所以成立，並不是因為價格或稀有性，而是因為那一整套理解它的語言，早就已經在我們身體裡了。
喝不喝，反而不再重要。
真正重要的，從來不是酒本身，
而是——我們是在什麼時候、用什麼方式，第一次認出它不只是酒。
FAQ
FAQ 1｜為什麼說真正重要的不是酒，而是酒在台灣不同時期登場的方式？
在台灣，酒的文化意義並非來自風味或價格，而是來自它在不同歷史階段，透過什麼制度、管道與社會位置被引入；酒只是載體，登場方式才是文化本體。
FAQ 2｜台灣早期的酒文化，與戰後出現的高粱、大麴有什麼本質差異？
1949 年前台灣以低酒度酒類為主，酒與生活節奏高度匹配；高粱與大麴屬於戰後移植的高度烈酒，並非內生演化，因而造成明顯的文化與身體失配。
FAQ 3｜為什麼高度烈酒在台灣被視為「移植」，而不是文化演進？
因為高度烈酒進場時，喝酒的器皿、身體經驗與社交節奏仍停留在低酒度文化，顯示這不是自然演進，而是隨制度與權力結構被整體引入。
FAQ 4｜台灣菸酒公賣局為何生產威士忌、白蘭地與蘭姆酒？
公賣局產品的功能，換個角度來看，某個程度上是在尚未開放洋菸酒進口的年代，為所有必須遵守制度的人，提供一種合法接近世界想像的替代品。
FAQ 5｜這是否代表只有公務人員才能喝公賣局的酒？
並非資格或身分問題，而是制度選擇差異；任何人都可購買公賣局產品，但在制度尚未開放的年代，必須守法的人只能選擇合法替代品。
FAQ 6｜「梅花餐」與「表面張力」為何能反映一個時代的酒文化？
梅花餐與小杯敬酒體現的是高度自覺的制度秩序，而「表面張力」則將誠意轉化為分寸與細節，顯示酒在此是秩序內的人情媒介，而非享樂工具。
FAQ 7｜香港在台灣洋菸酒文化中扮演了什麼角色？
香港是華人世界的第一層「世界辨識器」，台灣透過香港先學會品牌、等級與象徵意義，使世界在正式開放前已被提前理解。
FAQ 8｜解嚴與洋菸酒開放後，真正改變的是什麼？
改變的不是喝酒本身，而是代表世界的洋菸酒得以用本尊身分公開出現，酒從飲品轉為位置顯示器，替代品則完成歷史任務而退場。
